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引起法律界、律师界、上访界的关注。这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幕。某日，我为了我的当事人的诉求，敲开了某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大门。该书记听了我的介绍后，不问案情，大发雷霆道：“你作为律师怎么可以帮别人上访呢？”我记得我当时是拿宪法来说事的。

现在这个《意见》一公布，可能就不用麻烦宪法了，直接拿《意见》说事就行了。

果然“就行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看到有的同行开始赞扬这个《意见》，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同行为上访群众做过什么事情；我也看到有的同行对这个《意见》不屑一顾，当然我是知道这些同行确实为上访群众做了很多事情，有的还作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

我本人当然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为上访群众做了许多事情。虽然代理的案子不多，但接待的人数不少。我的办公室隔三差五就会有外地访民找来，有的为了等我出差归来，竟然在所外搭个帐篷住着。我对上访群众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不存在非正常上访，凡上访均正常。这一点，如果你旁听过我辩护的河北法官马瑞芝案，你就更有体会。马瑞芝法官的被刑事追诉，起因就是一位案件当事人的上访。但是我在庭审中对这位当事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我认为其与我的当事人都是政府维稳思维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