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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律师

冯继刚律师

所在地区:北京

执业证号:11101199510567323

执业机构:北京博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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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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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证据规则

来源:未知作者:admin时间:2011/09/26

  我国96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没有承认反对强迫自证有罪原则,虽然该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该法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和任意自白权,而且还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96刑事诉讼法的这些立法内容不仅与现代刑事诉讼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相悖,而且使我国无法履行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个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受到了诉讼法学界广泛的抨击,要求修改这些规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我们认为,即将出台的统一证据法应当超越这些不合时宜的落后规定,肯定反对自证有罪原则,所确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证据规则应当全面地反映前述反对自证有罪原则的5项内容。具体而言,这些证据规则可以确定为: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自证有罪的权利。司法机关不得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提问的事实,对其进行惩罚或做出在法律上对其不利的推测。”

  该条规则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确定了反对自证有罪的基本原则,后一部分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任意自白权。依据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意自白权利是我国司法机关的义务,由于反对强迫自证有罪原则已经被扩展到侦查阶段,此处的“司法机关”显然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还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2、“人民法院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的陈述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适用。控方提供的关于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陈述的记录,如果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收集程序[2],人民法院应当排除适用;对控方提供的符合法定收集程序的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的陈述记录,如果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该陈述是其被强迫做出的,控方有义务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被告人的证明,否则,该陈述也应当被排除适用。”

  该条规则属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通过排除控方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的陈述记录的证据能力,达到减少控方刑讯逼供等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人权现象的目的,为解决控方提供的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陈述记录与被告人在法庭做出的无罪、罪轻陈述的矛盾提供依据。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如果已经有证据证明控方提供的陈述记录属于强迫被告人自证有罪的陈述,法院有义务将其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适用;其次,只要控方所提供的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的陈述记录的收集程序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辩方能否证明被告人是否受到了强迫,该陈述记录都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适用;第三,在控方所提供的被告人自证有罪或罪重的陈述记录符合法定的收集程序时,如果辩方提出证据证明该陈述是被告人被强迫做出的,控方有义务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被告人的证明,否则,该陈述也应当被排除适用。

  3、“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后,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请录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人民法院应当在该案正式审判开庭前,由预审法官公开开庭录取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认,该录取笔录具有较强的证据能力。自认人所自认的犯罪行为,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公开录取。

  人民法院在录取自认时,负有通知自认人的辩护人、监护人到场的义务,负有告知自认人录取自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义务,否则,法院所录取的自认笔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适用。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或进行恐怖活动犯罪的案件,不适用本法关于录取自认的规定。“

  该条规则为确定控方提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陈述记录的证据能力而设。

  第一款指明了控方如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有罪、罪重的陈述具有较强的证据能力的方法,确定了控方通过请求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前的录取自认程序来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的程序。在国外,为了避免庭审法官形成庭前预断,在正式开庭审理前解决控辩双方有关该案证据等方面的问题通常都交由预审法官执行,我国尚无预审法官制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通过统一证据法的立法和实施,推动我国预审法官制度的建立也不失为统一证据法立法工作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第二款的立法目的显然是为了确保法院所录取的自认陈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愿而做出的陈述,而不是被控方或法官强迫的结果。如果法院不履行该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或告知义务,就无法保证自认人自认时没有受到强迫,因此,所作的自认录取应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适用。

  第三款是关于录取自认程序的例外规则。反对自证有罪原则虽然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人权,却限制了司法机关发现真实的途径,无助于揭露犯罪。面对犯罪率日益增高的严峻现实,反对该原则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回应,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法或判例法对该原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3].第三款将录取自认程序的例外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两项严重犯罪中,是对前述限制反对自证有罪原则的立法趋势的表现。

  有学者主张对控方提请法院录取自认的时间和法官录取自认的时间进行具体的限定,我们认为本条规则的立法目的在于确定控方提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罪重陈述的证据能力,而这种陈述的证据能力取决于做陈述的人是否基于自愿,只要是自愿的陈述,尽管该陈述不利于陈述人,也仍然具有证据能力。因此,本条的立法重点在于保证自认人的自愿性,而控方提请法院录取自认的时间和法官录取自认的时间只要在正式开庭审理以前做出,就能够确定自认陈述的证据能力,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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